在不同的场合经常听到的，是没有好长篇小说的慨叹。比如说有关部门委托的每月评好书，轮到文学组的时候，就会有人焦虑或担心：看一本不行，再看一本还是不行。这种心理期待可以理解：如果每月都有好的长篇小说推荐给读者，该是一件多么让人欣慰的事情。但是，其情可感，却难以实现。在我看来，好的长篇可遇不可求，它不可能按计划每月平均出现。但是，如果从一个时期的长篇小说中选择出几部好的，是完全有可能的。近一个时期，陈彦的《主角》、梁晓声的《人世间》、刘震云的《吃瓜时代的儿女们》、张炜的《艾约堡秘史》、贾平凹的《山本》，就是这样的长篇小说。如果笼统地评价这些作品共性的话，那就是他们发掘了新资源，使用了新视角，创造了新人物。

陈彦曾创作过《西京故事》和《装台》等长篇小说。特别是《装台》，使陈彦声名大振。一个刁顺子将艺术生产末端的故事，搅得风生水起一波三折。因此，陈彦继续他熟悉的题材，写了《主角》。陈彦写“主角”，的确是当行不是客串。他对梨园行的熟悉，是从内到外由表及里，一招一式说念唱打无所不通；对梨园人物，几乎信手拈来如数家珍，生旦净末丑文武两场一览无余。《主角》以忆秦娥为中心，写的是梨园行。但是，小说写的更是四十年来的世风世情，它是一部“新世情小说”。所谓“新世情小说”是与旧世情小说比较而言的。笑花主人在《古今小说》卷首以《喻世》《警世》《醒世》三言为例，说世情小说“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可谓钦异拔新，洞心戮目。”这是明中期以后古代白话小说的基本形态。因此，小说四部不列，被称作“稗史”，不少作者更是直接标识以“ 稗史”“野史”“逸史”“外史”等，表明小说的史余身份或是正史未备的另一类型。陈彦的《主角》（此前的《装台》也可一起讨论）之所以“钦异拔新，洞心戮目”，也在于它写了人情世态之岐，悲欢离合之致。但是，它毕竟不是旧世情小说，它是新世情小说。所谓新世情小说，就是超越了劝善惩恶、因果报应等陈陈相因的写作模式，而是在摹写人情世态的同时，更将人物命运沉浮不定，融汇于时代的风云际会和社会变革之中。它既是小说，也是“大说”，既是正史之余，也是正史之佐证。

小说写忆秦娥十一岁到五十一岁，也就是1976年到2016年的四十年间，这四十年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基本相契合。小说写的是梨园行，这一行当我们似乎耳熟能详，读过小说之后我们才明白，其实我们一无所知。小说是主角招弟、易青娥、忆秦娥的成长史和命运史。三次命名者分别是：亲生父亲、业内人士亲舅舅和编剧八娃。三次命名，按女性主义的分析，是命名者对忆秦娥行使的三次权力关系，忆秦娥的命运一直在男权的掌控之中。但小说显然绝不这样简单，忆秦娥所面对的世界，远远大于性别构成的权力关系。忆秦娥面对的世界和命运遭际，是男女两性共同面对的。另一方面，忆秦娥的命运，很难用幸和不幸、好或不好来判断。作为演员，她成了“角儿”，功成名就，这是她的幸运；但是她一言难尽“成角儿”的苦难历程，又是不幸的；她自己甚至几次想回到秦岭深处的九岩沟放羊。她在省秦出了大名，进中南海演出，受到中央领导人的接见，当了省秦二团团长，她是幸运的；但是，她遭受的妒忌、不幸的婚姻、不慎失去智障儿子等，让她几乎历尽了人间所有的苦痛，她是不幸的。因此，忆秦娥的命运有复杂的多面性和不确定性。更重要的是，忆秦娥的命运与时代的风云际会有密切关系，比如，如果不是1978年的改革开放，如果不是黄主任的调离，就不可能有忆秦娥演旧戏的机会和可能；但是，即便是改革开放，能改变楚嘉禾对她的妒忌，能改变刘红兵对她的死缠烂打、始乱终弃吗？因此，忆秦娥的命运与时代变革有关，同时更与世风世情和人性有关。如果分析忆秦娥的性格谱系，我觉得可能与林黛玉有关系。林黛玉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典型，但如果把林黛玉幻化到生活中，这是一个不可理喻的人物，她心胸狭窄、小肚鸡肠，而且尖酸刻薄；忆秦娥虽然没有林黛玉的毛病，但生活中不谙世事、木讷、一根筋，特别是与刘红兵的关系中，她要承担一部分责任。另一方面，她经历的世事，又使她在人生观中有了贾宝玉的一面。她到莲花庵的选择，是她难以理解世事、厌倦世事的一个例证。但是，忆秦娥毕竟是当代人物，因此，她不可能重复林黛玉，也不可能重蹈贾宝玉的覆辙。她的性格应该是林黛玉和贾宝玉的一个混合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