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白先勇先生曾说“百年中文，内忧外患”。*恒沙：《“英语崇拜”与汉语写作的意义》，《人民日报》2004年6月15日。的确，自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汉语言母语写作在文学“现代化”过程中，基本上处于被逐渐消解的状态。

其中的缘由不外乎：其一，五四新文学所确立的白话文创作在某种意义上，实际上是具有西方化特质的汉语表述模式，它在客观上促使汉语言母语的衰落并改变了中国文学的状况。其二，中国现代文学的形成和发展定势可以理解为，思想革命(启蒙)引发语言变革，后者又导致了文学观念的变更；问题在于，思想革命一旦把语言变革视为实现途径和表达工具，汉语言母语便被拆解成书面语和日常口语、旧(白话)与新(白话)、雅与俗等非此即彼的选择；由是，母语文学精神的流失也就难以避免。其三，几乎贯穿整个20世纪的汉语拼音化运动使然。汉语拼音化运动的结果是，一方面汉语言的功能性、操作性、规范性以及科学思维能力加强了，与此同时，其原有的含蓄性、涵容性、韵味性、意象性等诗学本色日趋淡化，乃至退化得不可辨认。还要看到，20世纪后半期以来国民素质培育，尤其是学校教育中英语中心主义的凸显。在英语中心主义的冲击下，汉语言母语的尊严和地位不断遭受质疑。

完全可以说，母语文学的生存性困境同时也表达了母语文化的存在性危机。当“语言，连同它的问题、秘密和含义，已经成为20世纪知识生活的范型与专注的对象”时，*〔英〕特里·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第121页，伍晓明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的困境，缘于汉语言母语的创造精神和文化魅力的匮乏。这意味着，重申母语文化精神和母语写作意识，在某种意义上不啻为文学摆脱困境的必由之路。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在20世纪中国具有原创精神的知识分子都不约而同地彰显出共性特征：在对现代性知识元素的汲取中浸润着母语文化的精神血脉。当论及鲁迅时人们往往认为把鲁迅视为一般的现代作家总觉得不够妥当。这是因为鲁迅的文学创作对母语传统的血脉贯通，以及由此表达出一般现代作家无法传达的母语写作意识；亦即，他的创作所呈现的母语文化底蕴，每每令人们叹为观止。反之，建国初期郭沫若诸如《新华颂》之类的“白话”诗、艾青的《藏枪记》式民歌体诗、刘白羽的抒发豪情壮志的散文，乃至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这些创作凸显的表层问题是文学语言修养的浅易，其深层问题却是话语方式的褪变：母语创作智慧、母语思维本色的缺位。

1990年郑敏的《一场关系21世纪中华文化发展的讨论：如何评价汉语及汉字的价值》，*郑敏：《一场关系21世纪中华文化发展的讨论：如何评价汉语及汉字的价值》，《诗探索》1990年第4期。以及她其后系列论文所引起的辩论，实际上是对重构母语文学的理论上尝试和探究。自此学术界对文学“母语化”层面的切磋和探讨延绵不绝。其理论归纳与话语阐释导致了作家们头脑中最初朦胧的母语意识进化为明确的母语理念。由于人们从文学创作不断感受到来自“语言艺术”的新气象和新气息，文学的母语化逐渐成为一种群体性创作审美追求。

如果在这样的学术语境和问题意识中审视汪曾祺及其创作，那么不妨说，作为80年代重提“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的先导者，其文学创作实属一种超凡绝伦的母语写作典范。或，自觉的母语写作意识成为汪曾祺文学创作的显在标示，“汪曾祺的作品把我们的审美习惯从西式的文化精神拉回到中国固有的精神秩序，拉回到仅仅属于我们中国人特有的对人生的超时空的凝视中。”*孙郁：《汪曾祺的魅力》，《当代作家评论》1990年第6期。

汪曾祺曾说，“语言是一种文化现象”，*汪曾祺：《汪曾祺全集》(第4卷)，第218、23、217、218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一个民族文化的最基本的东西是语言”，*汪曾祺：《汪曾祺全集》(第4卷)，第218、23、217、218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语言是小说的本体，不是附加的，可有可无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写小说就是写语言。”*汪曾祺：《汪曾祺全集》(第4卷)，第218、23、217、218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汪曾祺所说的文化，就是他通过母语写作所透显的中国传统文化。所谓“语言是一种文化积淀。语言的文化积淀越是深厚，语言的含蕴就越丰富”。*汪曾祺：《汪曾祺全集》(第4卷)，第218、23、217、218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正是在母语文化精神的基质上汪曾祺确立了其独特的母语文学理念，他所熔铸的语言资源主要有：一是母语本身的传统语言血脉，它以内在的语言基调为汪曾祺写作提供一种文化内涵和审美意蕴；二是现代白话文源流，体现在汪曾祺笔下便是一种“白”到了家同时又融化文人雅气的言说形态，在这样的张力性结构中其展示出现代汉语的艺术创造力；三是现代中国人对于自身生存体验的语言把握方式，这也为汪曾祺的母语写作确立了充满生机和活力的语言资源。